摘要：一旦超过，全社会的物流调用起来都无法消化这300亿的订单。 ...
而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在 2009年是61.1%，这也高于2004年的56.7%。
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而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当前民企和国企在使用生产要素时的不公平现象明显。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有三个突破。相反，那些走了所谓独立自主路线的强权政治国家，比如同为拉美国家的古巴和今日的委内瑞拉，其市场化水平就很低，经济发展也严重受挫。
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实行政左经右路线的国家和地区，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为西方老牌市场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严重依赖国有企业和外资而给本土民营企业留下较少的发展空间。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背后是美国扶持。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
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拉美的若干国家在转型期间，有过强人政权+市场经济的尝试，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智利的皮诺切特，这位独裁者推翻了前总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路线，铁腕推行了市场经济。
当然，一项政策宣示，要放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领会。在利润率、股价表现上，国有和国有关联企业都全面压倒了私人企业（民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集团淡马锡控制的企业，一度占了新交所指数成分股总市值的一半左右。IMF研究人员曾统计过新加坡的本土上市企业，按平均规模来说，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的10倍。
新加坡经济起飞，得益于其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依此发展成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建立的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法治体系，最初动机恐怕也是为了满足外资和外商的需要。可以说，新加坡私人企业的表现，和新加坡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称的。结合李总理最近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些朋友认为，新一轮改革浪潮在即，民营企业的机会又来了。
虽然新加坡独立前也有被英国长期殖民的历史，甚至英语都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还允许美军使用其基地，但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步腾飞时，却是在李光耀先生治下，既做到了对内严厉的一党长期执政，又对外坚持了新加坡的自主利益。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可算政左经右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曾长期处于殖民独裁统治下的香港。
而香港则被英国统治百年之久。而它们的宗主国或控制国，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
仅仅是为大家指出这个现象而已吧。比如说，它们几乎都是在殖民地或某种程度的附庸国状态下，取得经济成就的。纯从可行性的意义上，我想讨论的是：从世界范围看，有没有长期坚持政左经右路线、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如果有，这种经济形态下，民营企业家会面临怎样的形势? 先看第一问。也就是说，这三个目标──政左经右，独立自主，以及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无法同时实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李克强总理邀请一批民营企业家去中南海座谈，强调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届时，为了减轻此压力，央行必然会加大实施促进外汇流出或流进的对冲措施力度，会加大非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力度。
从原理说，不论是境内机构和自然人，还是境外机构和自然人，只要是在货币兑换允许的项目下，都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由于这些自贸区所在国家，在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管理和本币的可自由兑换方面，本身是市场化的，自由的（有些初期是非市场化、非自由的），因此其基本上不存在对金融制度的变革需求。
在全国天津、广东等地复制、推广上海金融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加快扩大本外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规模。但对自贸区与区外境内的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实行现行的资本账户管理。
所谓一线彻底放开，即在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准入、金融产品的创新、汇率利率和本外币的兑换及去境外市场的筹资投资，一切按市场规则或国际惯例办。第二步： 鉴于目前中美利差及汇率趋势的现状，实施自贸区内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及建立特别账户通道制度第一步后，资金流进压力可能会大于流出压力（若美国QE政策退出力度较大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此时应尽快启动对自贸区区外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也建立特别账户通道，实施非居民的试点准备，允许特别账户上的货币资金可自由接轨自贸区内的金融市场（也即接轨国际金融市场）。
因为仅在28平方公里内实体经济改革的适当超前，不会对国民经济全局形成颠覆性的冲击。基于上述重大意义及区别的思考，尽管中外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在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安全发展前提下的自贸区建设，首先，态度必须积极。二是每半年对规模评估一次，调整一次。可以概括说，在上海自贸区的形成中，投资、贸易、航运、海关管理改革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魄力和决心。
因此可以说，一方面，自贸区内实体经济的改革能走多远，会被金融改革所牵制，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能加快多少，又会被自贸区实体经济的改革所推着走。这两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走第一条道路，其意义只是培养一个小香港。
上海自贸区建设与海外多数自贸区最大的不同是，除上述提到的需要在非金融的若干领域变革制度外，最突出、最重要的，是要求对经济全局最具冲击力和颠覆性影响力的金融，也必须加快改革。现有的外汇管理需要及时做出以下三方面的调整：一是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明确居民和非居民的概念。
二是在此过程中，各项制度的安排要有利于稳步推进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对自贸区内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管理、本外币兑换等，完全放开，市场化运作。
而金融对外开放改革的关键，不是光有魄力和决心即可奏效，而是取决于决策者需要对一定时期动态的宏观经济平衡有个正确的判断，需要基于较准确的判断，把握好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力度。除对上海经济是送了个大礼包，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积累些管理经验外，对培育进一步改革的溢出效应和形成倒逼中国经济全方位改革而言，意义是不大的。上述特别账户上由外管局核实的QFII、RQFII、贷款等业务规模，一是动态的，不是一定几年不变的，也不是市场压力和呼声大了就修改，没有压力和呼声则不修改。同时允许本国境内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境外开立‘人民币外汇账户。
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放开，才有试点意义。届时，既可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性宣告，又可基本实现在风平浪静中进行宣告。
当然，这一方面可刺激国内服务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同样要看到，如果存在大量资金大进大出的套利交易，会给货币调控形成较大的压力。在目前国内外利差、汇差不一致情况下，就会产生大量的套利型筹资投资活动。
因为如果能打通，等于宣布中国取消现行一切必要的资本账户管制。通过此账户，央行和外管局等监管部门对非居民资金进出区外境内中国其他地区的交易活动及其明细，能看得清清楚楚、做到心中有数，都在监管、可控的范围内。
